这是一场鲜为人知的战斗。其战斗结果是日本南支第四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山县正乡等五人在中国海门毙命，其余十人被擒，椒江水埋葬了山县正乡的座机。

   意外之机天上来  海门泥港困敌酋

1945年3月，一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当时任海门地区水警局第二大队第六中队队长的阮捷成步行向江边码头的步哨走去。此时，抗日战争已近全面胜利，椒江两岸光复，但北方的镇海一带还在日寇手中。饱受战争蹂躏的椒江两岸，元气未复，市面萧条，行人稀少。

    阮捷成行至海门市区以西约四公里的葭藏镇一带时，突然发现有几个人聚在一起朝椒江入口处指指点点，阮捷成紧走几步，只见老鼠屿附近江面停泊着一架巨大的水上飞机，因距离远，看不清机上标记。这是哪里来的飞机?为何降落在此?

当时，美海军在太平洋采用跃岛战术，在琉球群岛击溃日海军主力后，逼近日本本土。美航母“黄蜂号”上的飞机时常起飞轰炸东京，返航后就降落在浙江衢州机场。眼前这架大飞机，是不是美军的?正猜测间，那架大飞机突然贴着水面朝葭藏镇滑行而来。几分钟后，阮捷成心中猛地一沉，他已看清了机尾上的日军大膏药标记。

是登陆进攻？不会。

是偷袭，更不会。

那他们为何而来……

未及细想，那飞机已滑到距葭藏镇沿江码头仅七八米的地方。此时正在落潮，飞机的浮筒已触到泥岸，进不得，出不来。停了一小会儿，从机舱里出来三个身穿日本军装的日本海军军人。他们探头探脑，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有一支小舢板距飞机很近，就跳上舢板，反手一推飞机，舢板立即滑向了码头栈桥。

三个日本军人是一个中佐，两个少佐，他们腰挂指挥刀，身穿藏青色高级呢军装，朝人群走来。当时阮捷成恰巧没穿军装，他又正站在人群的最前方，日本军人显然把他当成了老百姓，就呜里哇啦地对他讲开了。阮捷成学过简单的日语，但久已不用，忘得差不多了。于是，他示意日本军人可以用笔交谈。日本军人无奈，只好掏出了纸笔开始笔谈。

“你们来此做什么？”阮捷成问。

“这里是什么地方？”日本军人反问。

“海门。”阮捷成答。

“不是镇海？”日本军人又追问。

“不是镇海，是海门！”阮捷成答。

三个日本军人瞪大了眼睛，惊恐愕然。他们简直无法接受误入“敌区”这一事实。

船又遭连夜雨   海上遭劫迷归路

这架日本最新式的四引擎发动机的水上飞机，正是日本南支第四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山县正乡的座机，随行人员有大佐、中佐、少佐、参谋、副官、机组人员等共十五人。山县正乡参加了日军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海军中将田中久一召开的军事会议，午后坐飞机返航。没想到途经广东、福建、浙江三省上空时，连续几次遭美飞机的拦截，山县正乡率机左冲右突，狼狈而逃，侥幸逃出了包围之后，机上燃油已经耗尽了。

    这时，机翼下现出一条江，江北岸还有一座宝塔。“甬江!”山县正乡和随员们立刻感到精神了许多，他们以为这条江是流经日军占领区——镇海的甬江。他们没想到的是，甬江椒江之间的空中距离仅几分钟航程，且江北都有座宝塔。日军飞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一头扑向了椒江。

    此刻，阮捷成还在与日军对话。他想：这么大的飞机，上面肯定有不少人，眼下码头除了几个老百姓外，就他自己和隐蔽起来的那名哨兵了，从局部看实力对比悬殊，必须想办法先稳住日军再说。

    他继续用笔向日军询问：“你们想要什么?”

    “吃的!”饿极了的日本中佐答。

    “可以，但请你们上岸来!”

    三个日本军人一番交头接耳后答：“待我们回机上去商量一下!”然后，顺原路钻进飞机。机不可失，阮捷成立即示意哨兵，马上回去集合队伍，火速前来擒敌，哨兵飞奔而去。

此刻的阮捷成焦急万分，他望望四周，原来围观的老百姓早跑得不知去向了，码头上孤零零地站着他自己。天色渐渐昏暗，潮水不急不缓地退去，日本飞机已整个暴露在泥滩上。

“我们的队伍怎么还不来呢?”阮捷成心急如焚。

半路杀出程咬金   海匪突来强打劫

  突然，“砰!”“砰!”一串枪声，炸响在阮捷成的耳朵边上。情况有变!阮捷成回头一看，见右侧不远处跑来一群人，队不成队，行不成行，敞胸露怀，吆三喝四，一边顺着江堤跑，一面用长短枪乱打。定睛一看，嘿!原来是一个月前才由海匪改编的浙东护航队。这群海匪，天不怕地不怕，干惯了抢劫杀人的勾当，改编之后，匪性不改。他们见日本飞机被困，猜想上面少不了金银财宝、枪支弹药，于是扑来趁火打劫，有几个甚至跳人江中，爬上了飞机。

海匪的出现打乱了阮捷成的计划，也把日本人吓得够呛。他们先是龟缩在机中，不久就从机内朝海匪射击起来。海匪见状，四散逃开。

  困兽犹斗徒费力  束手就擒做囚徒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哨兵带来了水警局的队伍，他们一到江岸，立刻分散开来占领有利地形，架好了那挺从未用过的的重机枪。

  日军知道逃跑无望，从机上不断进行射击。阮捷成命令：开火，压制对方火力！顿时，枪声大作，硝烟四起。由于占领了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又有海堤防护，所以我方可充分发扬火力。而日军的机枪火力却没法朝上进行射击，但日军负隅顽抗，我方军队一时也无法接近日机。

  这时，机内传出了“滴滴答答”的无线电发报声。显然，日本鬼子在向附近基地呼救，我方军队立刻加强火力。天色已暗，双方混战近一小时，日军大概知道救援的飞机今晚已不会再来，决定毁机突围。“砰!砰!”飞机内传出两声闷重的爆破声，紧接着有火焰从机舱内喷出，火越燃越旺，机内枪声也随之停止。

  这时，潮水漫了上来，水已淹到机上。阮捷成一边命令队伍搜索江面清理战场，一面向上级报告。我方军队冲了上去，发现飞机内有四具尸体。而江面上却有一串黑影，缩在一条没有橹桨的小船上，我方军队立刻划船过去。果然，是五个日本军人。

  据俘虏交待，机上一共有包括日军司令在内的十五人，现在四死五俘，山县正乡和其他五人逃到哪儿去了呢?

  第三日下午，中国军队又在大田附近港湾内发现一艘小船，上面的五个日本军人全部被俘，经审问，其中仍无山县正乡。

  原来，早在双方对射时，山县正乡这位海军中将就已中弹。待飞机起火后，同伙来不及运出司令官的尸体，山县正乡便随着他的座机一起被“火葬”了。

此后，中国军队在沙滩上找到了一部分从机内漂出的文件、照片、老头票。其中一张照片，摄入的是一群全副戎装的日本军官，背后有一行字：“摄于田中久一司令部”，这张照片和他的主人们，都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证。（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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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将军是共和国开国元勋，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将军他铁骨柔肠，忠国孝母，被世人传为佳话！让我们来了解将军他那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吧!

许世友将军

当许世友弄清楚来人是要买走幺妹时，便“扑通”跪在母亲面前，哭着说：“姊妹中要是一定要卖一个的话，就卖我吧。”

1905年2月28日，许世友出生于河南新县的许家洼。祖母为他取乳名“又得”。又得13岁那年，父亲许存仁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临死前，他把妻子叫到床边，指着最小的女儿说：“为了全家十几张嘴，就把幺妹送人吧，换几个活命钱……”

几天后，人贩子拿着五块大洋来领幺妹，恰好被刚从田里回来的许世友碰上，当他弄清怎么回事后，便“扑通”跪在娘面前，哭着说：“娘，幺妹还小，姊妹中要是一定要卖一个的话，就卖我吧！”

儿子的话犹如利剑穿进母亲的心，许母流着泪，一把夺回女儿，转身拉起跪在地上的世友，悲伤地说：“孩子，娘向你保证，以后就是饿死，全家人也要死在一块儿！”

　　当许世友见到浑身是伤的母亲时，未及问候，便双膝下跪：“娘，不孝的儿子让你受苦了。”

1927年，许世友率领炮队杀向“黄麻起义”的战场，大获全胜。从此，武装斗争的烈火在黄麻熊熊燃烧起来，许世友也成了“清乡团”搜捕的主要对象。

许母明白，两个儿子都参加了炮队，“清乡团”决不会放过她，便带着全家躲进了深山。几天后，许母下山打探消息，恰巧碰上“清乡团”，不幸被抓。匪徒逼问许世友的下落，许母咬紧牙一字不说。匪首恼羞成怒，皮鞭雨点般地抽在许母的身上、脸上。

许世友听说母亲被抓，怒火中烧。他唰唰写了几行字，令人送给“清乡团”头目李静轩。李静轩看完这封落款为“炮队队长许世友”的短信，知道许世友就在附近，顿时吓得脸色苍白，便暗中把许母放了。

许世友惦念母亲，连夜赶回探望，当他见到母亲，未及问候，便双膝下跪：“娘，不孝的儿子让你受苦了。”说完，扑进母亲怀里，失声痛哭起来。母亲抚摸着儿子的头，平静地说：“孩子，娘知道你干的是救穷人的好事，娘不拦你。”短暂的相聚，许世友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便匆匆告别了母亲。

　看着家里房屋被烧光，只有两座草棚，许世友百感交集，他抓住母亲的手说：“娘，您老人家受苦了。”说着，便跪在了母亲脚下。

一次战斗胜利后，部队在离许家洼不远处整编。领导王树声便对许世友说：“你该回家看看大妈和媳妇，还有你那未见面的小伢子了。”

踏上回家的路是令人兴奋的，可当许世友站在自己家门口时，顿时呆住了：房屋已被烧光，残垣断壁间，搭起了两座低矮的草棚。他百感交集，忍不住流下泪来。当见到正从远处走来的母亲时，许世友急切地迎上去，一把抓住母亲的手，哽咽着说：“娘，您老人家受苦了。”说着，便跪在了母亲脚下。

母亲拉起儿子的手，只字不提自己的苦，只向儿子报喜讯：“你儿子小名叫黑伢，学名许大安。”（1949年，许世友和夫人田普为许大安改名为许光）

　许世友忽然转过身说道：“娘啊，儿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您老就受儿一拜吧！”说着，便跪在了地上。

1932年8月，许世友回家探亲。

天快亮时，许世友来到母亲床前辞行，母亲披衣下床，把几个鸡蛋塞给儿子：“娘下半夜就给你煮好了，带着路上吃。”“娘，我年轻力壮的，您留着补补身子吧！”许世友把鸡蛋塞回母亲手里。母亲不由分说，硬把鸡蛋塞进儿子怀里，然后为他拉拉领角，拽拽袖口，摸摸袖筒里棉袄的厚薄。望着母亲满头的白发，想想二哥的不幸被害，母亲还蒙在鼓里，再想想母亲以后的艰难，许世友忍不住流下泪来。母亲见状赶紧安慰道：“孩子，大丈夫尽忠不能尽孝。娘愿意让你去尽忠，尽孝只为我一个人，尽忠是为咱普天下的穷人哪！”

母亲的深明大义越发令儿子内疚了，即将迈出大门时，许世友忽然转身，说道：“娘啊，儿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您老受儿一拜吧！我活着不能伺候娘，死后要埋在娘身边，日日夜夜陪伴娘。”说着，便跪在了地上。许世友怎么也没有想到，母子这一别就是17年。

将军当着100多名部下的面，“扑通”跪在了地上，泣不成声地说：“我当再大的官，还是娘的儿，就让我多跪会儿吧，这样我心里好受些！”

1949年，许世友作为华野山东兵团司令员，不停地在战火中奔忙。大儿子黑伢已长大成人，并来到了将军身边。后来将军得知家中屡遭变故，媳妇被迫改嫁，母亲生活艰辛。将军含泪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等全国解放后，我头一件事就是回去看娘。”然而，开国大典的礼炮响了，将军却又接受了新任务，无奈只好让大儿子把母亲接来。

日思夜盼的母亲来到眼前时，将军却呆住了——头上的白发都快掉完了，腰身也直不起来了，连走路都颤巍巍的了。“娘……”将军喊着，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紧紧握住母亲干瘦的手，当着100多名部下的面，“扑通”跪在了地上。

“孩子，我终于见到你了！”母亲抚摸着儿子，稍顷，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说：“快起来，一个大将军怎么能当着这么多部下跪我一个老太婆！”将军泣不成声：“我当再大的官，还是娘的儿，就让我多跪会儿吧，这样我心里好受些！”

俩人就这样一个跪着，一个俯着身子，构成了一幅“孝子与慈母”的永恒雕塑。在场的人都被感动得流下了泪。

　看着年近八旬的老母背着柴草艰难地行走，将军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接过柴草，跪倒在母亲面前：“娘，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上山砍柴，儿心里实在难过啊！”

1959年秋，将军思母心切，便请假回家探望，正遇着年近八旬的母亲背一捆柴回家。将军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快步跑过去，接过柴草，跪倒在母亲面前：“娘，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上山砍柴，儿心里实在难过啊！”

“快起来，现在是新社会了，谁家还兴跪？”母亲说着掉下了眼泪。“孩子，你能出息成今天这个模样，不光是娘的功劳，还有打仗时掩护你的乡亲、部队的领导、你手下那些士兵———要是那些士兵不冒死往上冲，你能打胜仗吗？”母亲接着说：“往后不要再给我下跪了，需要你感恩的人多着呢！”将军这时才明白母亲的意思。

　当将军得知母亲临终时还喊着自己的乳名时，悲痛欲绝地跪在了母亲的遗像前。

1965年秋，将军正在海防前线视察工作，忽然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可他此刻重任在身，只好电告长子，送奶奶到南京治疗，自己完成公务就回南京。哪知，还未等他到南京，母亲已与世长辞。听到许光说奶奶临终时还喊着将军的乳名，年逾花甲的将军悲痛欲绝，在母亲的遗像前再次双膝下跪。

1979年10月，将军给长子写信说：“寄去50元，为我买一口棺材，我曾得到毛主席的批准，死后不火化，运回老家埋到你爷爷奶奶身边。我要实现对你奶奶许下的诺言——活着精忠报国，死后守着父母。”

1985年10月22日黄昏，一代名将许世友离开了他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许世友将军生前曾得到特别批准：死后不火化，南京军区遵照将军的遗愿，把将军安葬在大别山的怀抱，安葬在父母身旁。他终于实现了生前许给母亲的诺言———活着精忠报国，死后守着父母。（来源于网络，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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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轮上将(1907—1991)

 宋时轮(1907—1991)，湖南省醴陵县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5军参谋长，红15军团作战科科长，红30军、红28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716团团长，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战争年代，宋时轮将军喜光头，青筋怒突；喜敞怀，胸肌累累；喜腰间挎盒子枪，枪把挂流苏。性如炸雷，出口粗鲁，动辄挥拳怒吼，部属皆畏之，上级亦畏之。初识者，皆不信其为正牌黄埔生也。

宋时轮将军，年幼丧母，由其姐抚养成人。某日，小时轮随姐回娘家。初尝米酒，觉甚甜，贪饮一大碗。酒后独自回家，天黑，醉不识途，误入一山洞，和衣而眠。醒后天大亮，觉有物舔其嘴，睁眼视之，四虎仔围其身，小时轮大惧，跃身急逃之。

“文革”中，造反派批判宋时轮将军“喝酒太多”、“太能喝酒”。将军于台上一声不吭，回家后自饮自言:“老子喝酒也是罪？”时人私下曰:“李白喝酒不影响作诗，武松喝酒不影响打虎，老宋喝酒不影响打胜仗，怎么也成了罪状？”

抗日战争时期，宋时轮将军遵贺龙之命，率部一个营组成雁北支队，北越长城，风雨兼程，直逼雁门关。将军之雁北支队首战伏击广武日军，毖敌500余人。继收复平鲁县城，破袭同蒲铁路、袭击岱岳，攻占榆林、伏击辛庄，屡战屡捷，越战越勇。不到一个月，便打开了雁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受到八路军总部的高度赞扬。

宋时轮将军作战擅长于防御，如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1948年6月，将军指挥华野十纵于河南杞县姚林岗御国民党邱清泉兵团之进攻，激战七昼夜，邱部未进一寸，且损兵五千。淮海战役之徐东阻击战，宋时轮将军指挥三个纵队，阻击徐州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之进攻。敌在坦克、飞机支援下拼死猛攻，而将军指挥所部沉着应战，坚守阵地，岿然不动十昼夜。故国民党军传言曰:“排炮不动，必是十纵。”

原华东野战军十纵司令部作战参谋田畦言:济南战役初始，上级下达预备命令，十纵任务为“阻援打援”。其时，田畦请示将军如何起草命令。宋时轮将军不悦，曰:“不能让我们的部队光啃骨头不吃肉！”言罢驱车找粟裕。约半小时，将军还，面露喜色。下车即大呼:“小田，起草命令，攻城！”是日晚，将军于葡萄架下邀纵队诸领导秉烛痛饮，大醉。

上海解放之初，胡立教往访宋时轮将军，进门抬手腕，大呼:“宋司令，我的表被偷了。”宋时轮将军笑曰:“放心，三日之内，你来取表。”胡立教走后，将军即召上海小偷帮头目，限三日将所偷之表上缴。三日后，将军电话告之，速来领表。胡立教半信半疑，暗忖:偌大上海，一块手表何处寻？到后果然认领了丢失之表。

1950年11 月，宋时轮将军率第九兵团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秘密集结入朝参战。11月初，我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其时，彭德怀、毛泽东先后致电宋时轮，要求采用围点打援之战法，先歼运动增援之敌，后歼被围之敌。而将军则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决定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攻、防、阻、堵、歼、迂回、包围等作战样式同时使用。是役，九兵团第二十七军歼灭“联合国军”美第七师第三十二团大部和三十一团三营，创造了我军有史以来唯一一次消灭美军建制团的纪录。

宋时轮将军敢讲真话，敢报实情，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将军曾致电彭德怀并报军委电报曰:第二十七军八十师二四二团第五连，除一名掉队者和一个通信员之外，全连设伏，准备攻歼美七师第三十一团。待战斗打响后，该连无一人站起，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干部、战士成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细查尸体无任何伤痕与血迹。据云，毛泽东阅此电后，脱帽默立良久，并回电曰:“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

“文革”中，造反派批宋时轮将军为“三反分子”，将军对曰:“对！我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国民党蒋介石。反错了吗？！”造反派哑口无言。

1976年夏，毛泽东主席病重，邓小平下落不明。宋时轮将军忧国忧民，心焦如焚。将军秘密与军队诸将领商讨局势，扼腕奋臂曰:“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实行兵谏！”(魏业宏:《沉缸佳酿醉煞人》) 其时将军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作者：吴东峰/广州市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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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奉毛泽东之命，率中共代表团悄然离开北平清华园车站，踏上秘密访苏之旅。

担心安全迂回而行

当时国内战争尚未结束，出访的路线不得不迂回而行。刘少奇和王稼祥从北平清华园车站登上专列，经沈阳时带上高岗，再到大连。然后从大连换乘当时的王牌飞机“道格拉斯”，绕道北朝鲜上空到苏联远东伯力，又相继经停赤塔、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6月26 日才到达莫斯科，费时五六天。为防不测，飞机还常常故意高一阵低一阵地飞，导致机舱温度忽冷忽热，折腾得让几个人得了病。

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宾馆的办公室里

抵达莫斯科后，中共代表团入住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这是一座沙皇时代的建筑，是当时的一位大资本家为著名的女歌唱家建造的豪宅，十月革命后成为苏共中央的招待所。在这里，只接待中国、朝鲜的高级领导人。为迎接中共代表团，苏共方面也是煞费苦心，由于是秘密访问，一切都不能公开。因此，代表团的住处、生活、参观游览、会见、会谈及其他的一些活动，都由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安排，而代表团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同国内的通讯联络，均由苏联方面的军事情报部门负责。

帮助中国建设海空军

6月27日，中苏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斯大林对贷款、派遣专家和海、空军援助等问题，初步谈了苏联方面的意见。随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会谈。7月4日，刘少奇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递交了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希望与苏联尽快通邮、通电、通航，并表示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访问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斯大林十分细心地阅读报告，在上写了多处 “好、”对”、“是的”等批注，有的地方还划了着重线，他满意地对刘少奇说：“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

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商谈关于新中国开国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图为刘少奇同代表团成员高岗（左三）、王稼祥（左一）在莫斯科合影。

对华军事援助是中共代表团与苏联会谈的重心。双方就此进行了多次磋商，斯大林欣然同意向新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此后，刘少奇同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特别就请苏联帮助创建新中国人民海军和人民空军一事，与苏方进行了磋商。

在建设海军方面，鉴于新中国的建立尚需一段时间，为避免外交纠纷，斯大林提出“卖给东北政府几艘扫雷艇。然后在大连、旅顺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教会中国海员如何清除水雷。”当谈到舰队时，斯大林表示：“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我们可以打捞那些军用和商用的沉船，并把它们修理好。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

当时，解放军虽然在陆地占有绝对优势，但空中仍是国民党军队的天下。1949 年五六月间，蒋帮飞机对上海市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使发电厂、自来水厂，甚至“百老汇”大楼等蒙受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援助中国建立和发展空中力量确是当务之急。有刘少奇访苏期间与苏联商谈援助中国空军的基础，加上毛泽东主席也曾电请斯大林指令苏空军对我予以支持，对付蒋机的空中窜扰。苏方很快从旅顺调到上海两个飞行中队。

空中支援解放军进疆

会谈中，斯大林对解放邻近苏联的新疆十分关切，他对刘少奇说：“不应当拖延进军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大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刘少奇和斯大林

当时，胡宗南部队的主力已被解放军消灭，其残部退至陕西南部。8月中旬，毛泽东开始和彭德怀等计划进军新疆事宜。但兰州距乌鲁木齐近 2000公里，仅靠步行和有限的运力显然不行。经过商定，斯大林答应了中方的请求，具体办法是：部队先向酒泉进发，同时由中方出钱租用苏联航空公司飞机 45架飞往酒泉机场，实行空运。苏联派来的飞机是里-2型，这种活塞式运输机可载重7.65吨，载客20至30人，很实用。年底前，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已进抵新疆各主要城市。到1950年3月，后续步行部队全部进驻新疆，半年内7万部队全部入疆。这次空中机动在解放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中苏军事关系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

7月27日，斯大林在他的孔策沃别墅举行招待会宴请中共代表团。宴会期间，斯大林举杯向中共代表团祝酒：“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刘少奇显得为难了。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新中国正在筹建之中，显然不宜接“超过苏联”之类的话茬。再说，社会主义阵营这时已经出现矛盾，他不想因这类细节问题引起误解。因此，他赶紧说道:“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这杯酒我们不能接受。”

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会谈、参观访问，中共代表团访苏的预定任务已经全部完成。斯大林又一次把刘少奇请到孔策沃别墅，为他饯行。席间，斯大林问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刘少奇根据出国前中央酝酿的意见据实相告: “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可能是1月1日。”斯大林想了想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醒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

1949年8月，刘少奇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同在苏联学习的刘允斌（左四）、刘爱琴（左一）及朱德的女儿朱敏（左三）合影。

8月底，刘少奇带着首批苏联援华的经济、军事专家220人，回到中国。刘少奇此次秘密访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取得了宝贵的政治、军事、经济援助。从1949年底到1950年，共从苏联进口各型飞机775架和大批各式武器装备，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此行也为新中国同苏联的友好交往奠定了良好基础，为随后毛泽东正式访苏起到了探路作用,对中苏同盟关系的最终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文章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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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的大威力制导武器

最近几天，美国不断加大对俄军事压力，加快其东欧反导计划的落实步伐。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俄罗斯也毫不示弱，多方采取军事准备，应对美国压力。

称波兰将成打击目标

8月14日，美国和波兰两国代表草签有关在波兰部署10枚反导拦截弹协议，对此，俄罗斯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诺戈维岑上将15日在记者会上甚至警告波兰说：一旦美国在波兰境内部署反导系统，那么波兰将成为俄罗斯打击的“优先目标”。

反导协议使波兰成为俄罗斯威胁打击的目标

“美国是在建立本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而非波兰的导弹系统，如果波兰境内部署该系统，那么波兰百分之百地将自己置身于要遭受核打击的风险之下。”诺戈维岑说：“俄军事学说明确写道，俄有权动用核武器打击核国家，也有权打击核国家的盟国，而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作为战略扼制系统组成部分的反导设施。波兰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要给波罗的海舰队装核弹

俄军潜艇在吊装弹道导弹

在俄罗斯总参谋部发出波兰会成俄罗斯核打击目标一天后，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传出惊人消息，称俄罗斯打算在欧洲中心地区部署核武器。

该报援引俄军方高层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将打破地区力量的平衡，俄军必须对美国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目前俄罗斯正在考虑为波罗的海舰队水面舰艇和潜艇配备核弹头的可能性。”

这一消息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国驻北约大使指责说：“俄罗斯选择在不同地区部署核武器这种方式作出反应，实属不幸。世界各国现在都不愿看到昔日超级大国间的冲突再现。”

 在南奥部署弹道导弹

“圆点-Y”战术短程导弹

如果说对波实施核打击及为波罗的海舰队配备核导弹都还是“口头警告”，那么俄罗斯近日在南奥塞梯部署“圆点-Y”(SS-21的改进型)车载战术弹道导弹，就是俄军为警告美国而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

据《纽约时报》报道，8月15日，也就是美国与波兰达成反导初步协议的第二天，俄军数套“圆点-Y”战术弹道导弹系统被运抵南奥塞梯，并部署到茨欣瓦利北郊地区。“圆点-Y”最小射程15公里，最大射程120公里，格鲁吉亚大部地区，其中包括第比利斯和库塔伊西，都处在它的打击范围内。其实，早在8月12 日，美国军方就一直指责说，俄罗斯用“圆点-Y”来打击格境内目标。美国之所以对“圆点-Y”如此敏感，是因为美国预感到俄在格鲁吉亚如此“大动干戈”，是要向捷克、波兰等原华沙东欧成员国发出信号：一旦需要，俄会把类似的短程导弹部署到加里宁格勒、白俄罗斯等东欧敏感地区。

俄国“熊”让美国很难受

四角帽们又打算对抗钢铁洪流？

与此同时，俄罗斯战略轰炸机近一段时间的活动也让五角大楼颇感头疼。据《纽约时报》报道，最近几天，俄军图-95MS“熊”式战略轰炸机不断在黑海上空进行训练飞行。美国军事分析人士指出，图-95MS是在演练对格鲁吉亚实施导弹攻击。而五角大楼官员认为，俄军此举是在“炫耀军力”，目的是要向南奥塞梯及其它一系列俄罗斯邻国显示：“你们在我的势力范围内！”未必是准备对格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

随着俄格战事逐渐平息，俄罗斯也开始对同样急欲加入北约，并暗中支持格对南奥塞梯军事行动的乌克兰进行“敲打”。

8月18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弗拉季高加索打破了自俄格冲突以来保持的沉默，对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最最近在出海支援俄格战事的4艘俄黑海舰队舰艇问题上发出的种种“不友好”言论及采取的“不友好”行动，正式做出回应，称尤先科有关黑海舰队的调动必须经他许可的命令完全是“外行干涉”。“请不要对我们该怎么做指手画脚，这种外行干涉起不到任何作用”。

俄黑海舰队主力舰

梅德韦杰夫发表这一声明后不久，俄罗斯副外长卡拉辛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他强调，“俄罗斯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动用自己的舰队，甚至可以不用向乌方通报”。 (文章来源：《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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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李达上将

李达将军(1905——1993)，大高个儿，枣红脸，肥耳垂肩，慈祥可人。将军性温和，临大事而不惑，罹大难而不畏，极少动怒。凡遇不遂心事，只轻言三字:“乱弹琴！”

李达将军，本名李德三，陕西眉县横渠乡人(原属西安，今属宝鸡)。1926年考入甘肃平凉国民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于冯玉祥部先后任排长、连长和少校参谋。1931年12月，参加著名的宁都起义。新中国成立后虽历经磨难，仍追随共产党一生。

李达将军记忆超人，尤善记人名，凡见面一次，即能记住其姓名，数年不忘。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办轮训队。开学时，将军到队按名册唱名一次。半月后轮训队结业，百余人集合，将军站台前，见人唱名无一差错也。李达将军指挥作战，十分重视运用地图。红军时期，部队克湖南大庸城。李达将军见有石印局，即派人翻印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下发部队。抗日战争时期，将军亲自组织制图人员，并派出一个侦察排配合，北起九里关、南至漳河畔，运用简易测绘法实地丈量，将该地区村庄、人口、水源、资源等作了标记，彻底弄清了晋东南、太行山和晋冀鲁豫接合部之地形。后，又指导制图股完成了《最新华北明细图》，绘制了分层设色的《太行军区形势图》。

毕节，黔西重镇，地处云贵交界，为国民党和地方军阀两不管地区。1935年，红军二、六军团入黔，移师毕节，欲建根据地。任弼时问计于李达将军，李达展地图细察，力阻之。将军曰:一、毕节地势，雄视云南，云南不会不管；二、毕节公路，四通八达，蒋介石调兵方便，也不会不管。果如所言，不出十日，云南孙渡、湖南陶广和贵州部队，相继进军毕节。二、六军团急跳出毕节，西行而去。任弼时叹曰:“李达有先见之明。”

1942年夏，李达将军带工作组至二分区检查工作，途中遇日伪军“扫荡”，深夜转移。至一十字路口处，侦察参谋不辨方向。李达将军策马于十字路口来回，指一棵大槐树方向，断然曰:“走这条路。”率工作组从敌人间隙中穿插，遂得脱险。事后，有人问李达奥秘，李达将军取地图告之:“你看，这个符号是一棵独立树，就是我们要走的那条路。”

1947年夏，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军大别山，途经黄泛区，李达将军率参谋先行设营。刘邓首长随后跟进。宿营地设毕，仍不见刘邓踪影。将军即嘱某参谋，越某山，过某河，至某庄，接刘邓首长。参谋急行，果见刘邓首长。刘伯承问李达将军，如何知我们迷路于某庄？将军答，某庄于地图上有重名，一东一西，以此断之。刘伯承赞曰:“李达是活地图！”邓小平曰:“李达这一手真了不起！”

抗日战争时期某日，一二九师司令部某参谋于一份战斗报告中误将太行山区的“来远”写为晋察冀的“涞源”。刘伯承于笔误处画一条粗红杠，退李达。李达即组织召集开会，曰:“这是一只眼睛的人(指刘伯承司令员)看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两只眼睛的人都没看出来？”

陶汉章将军言:红二方面军长征过草地时，官兵多得“鸡婆眼”(夜盲症)。李达参谋长下令每个连队发一百块大洋，规定每人每天吃羊肝二两、羊肉四两、麦面一斤。约半月，“鸡婆眼”均治愈。1935年长征之前，将军正在前线打仗，忽接二军团司令部命令:速回司令部。将军急回，无事。屡次问李达参谋长:“我一没有打过败仗，二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调我回来？”李达将军皆“闷”着，不言。 1974年，陶汉章将军随李达将军出访非洲，途经巴基斯坦卡拉奇小住，李达方道出缘由:其时，李达将军认为陶年轻，有文化，将来可大用，为避免过早消耗 (牺牲)掉，故请示任弼时政委同意将其调离前线。陶汉章将军言此感慨曰:“李达虽不善于发言，却善于不发言。”

李达将军教练射击，常援引刘帅“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名，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名”言，曰:“什么叫一以当百，这弹不虚发本身就是‘一以当百’的大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将军外出必带“老三样”:地图、指北针、放大镜。凡地形地物地貌，察之甚详。至黑龙江问，为什么地图上有第二个松花江？至广东问，“五岭逶迤腾细浪”的“五岭”是哪五岭？至云南问，“史迪威公路”在哪里？李达将军80岁高龄，仍能对全国2000多个县名背诵如流。

某日，李达将军由湛江乘飞机往昆明，途中遇雷雨区，飞机绕行。机长嘱随行人员:“莫惊动首长。”将军正闭目养神，忽问:“为什么总向北飞？”随从人员方如实报告。

“文革”之初，李达将军被非法关押4年。入狱之时，造反派捆其手，蒙其眼，押其上车，并于北京城兜了几个圈子，再进秦城监狱。不料，李达将军下车即问:“为什么送我到秦城监狱？”造反派无不惊讶，亦不得不服其判断方位之能力。1971年某日。毛泽东遇李达，问:“你是怎么坐的牢，又怎么出来了？”李达答:“我是糊里糊涂进去的，又糊里糊涂出来。”毛泽东曰:“李达不糊涂。” (作者：吴东峰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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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常委，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以期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的洪灾，变水患为水利。李先念不仅完全赞同，且于1958年春陪同周恩来实地考察了三峡工程坝址和三峡库区。考察结果，形成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意见》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工程本世纪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最后决定。”

1958年3月，李先念与李富春率专家从武汉乘船逆江而上历时八昼夜，勘察长江三峡枢纽工程

1969年，水电部和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曾提出修建长江三峡的设想。毛泽东从备战方面考虑指出:“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

1970年下半年，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又向周恩来提出修建葛洲坝的建议。周恩来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进行了讨论，并派钱正英到葛洲坝察看泥沙淤积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10月30日，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递交了《关于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而后又和水电部一起起草了《关于长江葛洲坝工程几个技术问题的落实情况》报告，并要求派人来京作详细汇报。12月13日，李先念在报告上批示:“总理何时接见，请定。湖北已来三十人，张体学、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等。”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和业务组有关成员、有关部委负责人一起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汇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呈毛泽东审批。他在给毛泽东的附信中特别提到:“我和国务院业务组（先念、登奎、德生均参加）与曾思玉、张体学（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林一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等同志和水电部负责人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信中没有说马上动工兴建。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生日这一天指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计划。”

工程必须发电、航运兼顾

1971年元旦，10万人举行了葛洲坝第一期工程开工典礼，葛洲坝工地沸腾了。

然而，这样举世瞩目的工程，准备工作很不够，施工盲目性很大，没有经过反复论证的正式完整的设计方案，是在边勘测、边设计的情况下开工的，所以设计方案成了当时的关键问题。而水利专家对设计方案分歧很大，不同意见激烈争论，相持不下。

4月28日，国务院业务组听取葛洲坝枢纽布置方案汇报后，李先念、李德生、华国锋发表意见。李先念根据20多年的治水经验，特别指出航运的重要性。他说:“发电、航运必须兼顾。发电比较固定了，航运要发展。不能按目前长航进川量和地方一百三十万吨作为考虑运量的根据。”他不同意“在保证发电的前提下，争取把航运搞好一些”的说法，并严肃指出:“长江可不能搞断了，（搞断了）千万人要骂娘的。大家考虑一下，客观一点，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我参与丹江口工程，我讲，要修丹江（水库），必须修船闸，不通航就不要修。”他接着说:“宁肯少发十万千瓦电，也要保证通航。航运解决不了，不能补救，不能搞飞船。”

他积极提倡在设计方案上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讲究科学，希望大家“不要有成见，科学嘛，不是成见来解决问题，实事求是，认识不一，辩论一下有好处。”

会后，参加葛洲坝设计方案讨论的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电专家集中20多天时间，对设计方案提出意见；同时又派人到工地发动群众，结合模型试验，反复讨论。最后，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形成了《关于葛洲坝枢纽布置修改方案的报告》。6月20日，李先念对该报告作了三点批示:“一、同意德生同志对救船、救木、救鱼的意见。二、根据总理指示，报告暂不批，但工地可依此方案进行工作。”三、把报告印发毛泽东、林彪、军委办事组和业务组同志。6月23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和业务组成员及有关部委负责人一起讨论修改方案报告，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此期间，李先念对解决葛洲坝施工所需设备、工程施工、设备研制等问题都作了批示，让有关部门负责妥善办理。

此次汇报会后，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和国务院六部委召开了有340多人参加的初步设计现场审查会议，并将审查情况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李先念十分关注这次会议，每期简报都仔细阅读。看了会议报告后，立即让工作人员送给国家计委、国务院办公室和国家科委，让他们研究会议提出的问题。

李先念

1972年，国务院对葛洲坝枢纽工程再次重新审查。4月19日，李先念主持会议，和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及六部委的负责人一起听取张体学汇报葛洲坝情况。他特别强调必须确保工程质量，不要再重犯错误。而后，国务院又派出由建委、交通部、一机部、农林部、水电部等有关负责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和湖北省一起研究葛洲坝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11月，周恩来三次主持会议，和李先念等业务组成员一起研究葛洲坝工程问题。根据实际情况，断然决定停工整顿，组织科学技术委员会，重新修改设计。李先念说:“葛洲坝问题，总理已于二十一日开会决定工程暂时停止，待设计基本定下来后再开始。这样大的且无经验的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是不行的。”而后，国务院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当前葛洲坝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采取措施的报告》。《报告》中说:“十一月初，我们请张体学、林一山和工地的部分同志再次来京，在总理主持下，听了汇报，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的最大错误，是性子急了，没有搞好科研、设计，就仓促上马，盲目施工。同时工程质量粗糙，有的必须炸掉重建，造成了很大浪费。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把工程暂停下来，集中力量，抓紧进行科研和设计工作，认真总结经验，整顿施工队伍，做好下一步施工准备。”

为了加强对技术工作的领导，国务院决定由林一山、马耀骥、王英先、沈鸿、张体学、袁宝华、钱正英、谢北一、廉荣禄等9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林一山任主任，负责工程的科研、设计工作。

同时，将上述9人《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的报告》也一并送毛泽东、中共中央。经毛泽东、中共中央同意，葛洲坝工程暂时停工。这一重要决定，对以后葛洲坝工程建设起了关键性作用。直到1974年10月，修改设计方案审定后，经周恩来批准，才开始复工。

葛洲坝上马，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

粉碎“四人帮”后编制1977年计划时，又因财政困难，无法满足葛洲坝工程的资金和钢材需要。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提出葛洲坝应列为全国重点工程，要保证工程所需的“三材（钢材、木材、水泥）”，“要让葛洲坝工程‘吃饱喝足’！”水电部经同国家计委、建委召开19个部委领导同志专题研究后，报请国务院批准，落实了葛洲坝所需用的建设资金及钢材、木材、水泥等。

1978年1月，李先念在副总理谷牧、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等人的陪同下，冒着寒风视察葛洲坝工地，强调要防止追求进度而忽视质量，他说:“每走一步都要兢兢业业，科学是不能开玩笑的。”但是，受“文化大革命”余毒的影响，落实李先念的批示并不容易。对此，钱正英回忆道:

李先念同志考察后，我再度赶赴工地，检查贯彻落实李副主席批示是时好时坏，热一阵冷一阵，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那方面问题又冒出来了。总之，质量工作改进不大。这些情况，引起了先念同志的高度重视，认为不下猛药，不能治顽症，不出猛掌，头脑不会清醒。于是，他在当年七月八日至二十九日的三十多天中，连续给我作了三次重要批示，等于下了三道黄牌警告，都是围绕着葛洲坝工程的质量问题，严厉认真，紧追不舍。他对一位化名为曾光同志的来信批示说:“一定要强调质量第一，因为这是关系到千万代的事，千万不能马虎。如果质量发生问题就是犯罪。”紧接不久又在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长篇批示，尤其是针对工地领导同志因为工程快而骄傲自满，听不得设计人员和施工技术人员批评工程质量的问题写道:“事情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总有一天人家要讲话就是了，不讲则已，一讲可能有的人就下不了台，可能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可能有发展到绳之以党纪国法，话可能说重了，到时勿谓言之不预也。”同日，陈云副委员长也对这份动态清样作了重要批示，并致信李先念同志:“关于葛洲坝工程质量问题需要注意啊！这样事不能有一点含糊才行。怕你忙而漏阅，特专转上”。先念同志随即批转于我，要我们“立即检查，并写出报告”。根据陈云和先念的批示，水电部即派出以副部长陈义庚为首的检查组，去葛洲坝工地进行检查整顿，发动群众开展质量月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李先念得知后十分高兴，于10月20日致信中共葛洲坝工程党委并全体职工:“葛洲坝这样大的工程，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还是第一个，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质量第一。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实在令人高兴。工程质量，务必做到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千万不能反反复复，好一阵坏一阵。因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马虎不得，如稍有疏忽，后患无穷。”他要求一定要像大庆那样，做到“三老四严”，使工程质量精益求精，使建设队伍更加硬。建设这样一支队伍，必须要求政治思想工作强，科学技术高，管理工作严。水电工程部门一定要为建设这样一支队伍而努力奋斗。葛洲坝工程局党委和全体员工认真贯彻李先念的批示，狠抓质量，持之以恒，为日后大江工程获国家优质奖奠定了基础。

葛洲坝工程建设一直受到李先念的积极支持和关注。他不仅多次指示、批示，要求确保工程建设质量，而在1978年初又亲自去现地视察，听取汇报，具体指导，对工程的调整、优质建成寄予厚望。后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得知葛洲坝一号机组和船闸试验运行中出现某些问题，便在一次会议上横加批评和指责。这股风吹下去，“一号机要被‘枪毙’，船闸已淤死”的传言满天飞，葛洲坝工程建设能否继续下去都成了问题。国务院派人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才发现问题不大，不难解决。1981年10月，李先念再次去葛洲坝工地，认真考察了关键部位工程运行情况，特别是一号机组和泄洪闸的情况。“那天上午八时四十分，李先念同志登上交通一号轮进入三江二号船闸水域。当展现在眼前的宏伟的二、三江建筑群体耸立在碧波荡漾的江面时，李先念同志感慨万千。当他得知十七万千瓦和十二万五千千瓦机组没有出多大毛病时，幽默地笑了笑:‘没有犯罪（指机组），只是害了点病。’当他得知二十七孔泄洪水闸经受住七万二千立方米洪峰流量考验时，他对工程局领导说:‘那时我也是骂你们骂得很厉害啊！’”面对滔滔江水和宏伟工程，李先念满怀深情地说，“看了舍不得走啊！”“这个工程算是社会主义工程吧！”

尽管葛洲坝的建设成绩显著，但“冷风”还是不断地吹。李先念说:“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还不好讲。前些时候有人说我总不倒，又说葛洲坝不该修。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要算账，要追究责任。在会上有几个人叫得凶得很呢！那么大的气。我也发了火，我站起来讲，葛洲坝是总理定的，我是支持的，总理死了，我就是罪魁祸首，你们要怎样！叫了一阵子算了，也就不作声了，就那么回事！”“我到葛洲坝去了三次，有一回硬要把我拖去，我又发烧，又拉肚，是硬撑着去的，去了是支持搞上去。办个事难呢！不干的总比干的高明。”

时时关注三峡工程

李先念一直特别关心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经多方研究论证，到1983年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了上马兴建的初步决策。他表示同意兴建，并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

自从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后，三峡工程的设计和科研工作就一直在进行。但因工程浩大，技术复杂，对是否要建三峡工程及何时兴建，意见分歧很大，难以统一。

1978年1月，李先念和谷牧视察葛洲坝工程，在谈到三峡工程时，李先念提出要研究“高坝中用”方案。

1979年4月，他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听取“长办”的汇报，决定召开选坝会议。选坝座谈会在武昌召开，有200名多专家参加，争论很大。6月22日，李先念在给钱正英、刘澜波、王林、林一山的批语中说:“关于三峡水利工程建设问题，多年来，水电部和长办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最近，国务院又听了一次汇报，这次汇报仅仅是研究讨论，也是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开始，决不是决定马上上马。我是倾向于这个工程的。但这个工程很大，涉及面很广，建设技术很复杂。如若动工兴建，还要继续深入地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提出比较好的方案，经财经委员会研究讨论，提请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这项工程在国外水电史上也是少有的，在建设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这个项目的许多重大科研项目，有关部门要抓紧认真研究，如防洪、灌溉、航运、养殖、淤沙、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特高压输电设备、1.2万吨重量的升船机等。这些科研项目，可否限定时间，比如到一九八一年有个眉目或有肯定意见。如果到时拿不出成果来，土建工程急于上马，势必会拖延工期和造成很大浪费。”他还指出:“现在全国就有不少人在议论这项建设，外国人也可能参与这个讨论，广泛的议论是好事，不是坏事，但要注意这些议论，多听取不同意见好。还有对移民和施工准备工作，也要认真研究，搞出具体方案。请各有关方面对这些工作抓紧进行，为三峡工程兴建创造条件。”此后，李先念曾多次表明他的态度:三峡工程一定要上马，但是要选择好时机，当国力条件允许的时候就快上，如果国力条件不允许，那就创造条件再上。

1981年，李先念赴三峡考察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三峡工程的兴建提上了日程。1983年3月，水电部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正常高水位拟定在150米，坝高165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这一方案，决定三峡工程上马。

李先念为此找钱正英详谈，听取意见。过后，他又看了一些关于兴建三峡水电工程建设和意见的材料。这些建议和意见，都是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提出来的。他们中有的主张应该选用高坝方案，190米或200米；有的主张修150米低坝；有的主张要通盘考虑，不能仓促上马；还有的主张分级开发。各方都阐述各自的理由和利弊。李先念认真研究了这些意见，经反复考虑，于5月间写信给宋平、钱正英、林一山:“中央决定进一步研究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这是全国人民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但要十分谨慎。”对于三峡方案，他说，经过再三考虑，仍然保留如下意见:

一、我是一贯主张高坝中用或中坝低用的。这是基于：一是不仅要注意发电，更要重视防洪；二是洪水泛滥成灾时淹没的土地多，建高坝淹没的土地可能少；三是洪水泛滥时水是从头顶上倒下来的，拦洪时水是慢慢上涨的；四是洪水泛滥时人口转移多，拦洪时人口转移可能少，更不用说走得及走不及了；五是高坝中用或中坝低用不是年年如此，而是百年或几百年才用一次；六是两者比较，对国家、对人民究竟哪个受益大，哪个损失小。考虑来考虑去，仍以高坝中用或中坝低用为最佳方案。

二、从目前我国经济、技术、社会实际情况出发，兴建150米水位的低坝方案，是可以同意的，主要是没有钱。但是大坝的基础，按高坝或中坝标准建设，将来经济、技术条件一旦允许，再慢慢往上修建。这样可以逐步改变100亿立方米的调节库容不能满足长江中下游防洪的要求和300万千瓦的电力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局面。这就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子孙后代着想，何乐而不为呢！

三、泥沙和航运问题，确实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精心选择可行性方案，保证三峡工程建成后，只能有利于航运，而不是相反，否则是要贻误后代的。

四、全部建设投资，现在的报告中说是113亿元，我看远远不止，可能超过200亿元，甚至达到250亿元左右，我很怕这个项目又成为“钓鱼”项目。

李先念的信中最后表示:上述意见，没有什么新见解，无非是为说明问题，还得老生常谈。我的这些意见，对你们论证会可以不受约束。但希望诸公认真考虑，或者至少要将我的意见存入历史档案，留作资料，以备在三峡建设中还有此一说。

李先念的意见当时没有被重视和采纳。国务院于1984年4月批准“150米大坝方案”（即低坝方案），三峡工程开始启动。重庆市委有不同意见，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大坝正常蓄水位应达180米。李鹏在日记中说:三峡大坝150米方案，发电装机容量1200万千瓦左右，有140多亿立方米防洪库容，对长江中游和武汉市有一定的防洪作用，但航运方面只能改善四川涪陵以下的航道。就在这个时候，重庆市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150米方案对重庆港及附近的航道没有改善，不能满足改善航运的要求，而且泥沙淤积还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提出把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

1985年1月，邓小平听了李鹏关于三峡工程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

1986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率有关部委负责人视察三峡后，于6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重新论证三峡工程，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该项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并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

1987年5月初，新华社一份材料刊登了水电部领导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扩大会议通过的《三峡工程论证阶段初选水位方案报告》。主要内容是: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坝址选在三斗坪，坝顶高度185米，最终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实现初期蓄水后，移民工作连续进行，经过五至十年蓄水位达到175米，移民安置区安排在180米的回水线以上。李先念阅后很兴奋，当即写信给李鹏、宋平、钱正英、林一山:

看了这份动态清样，我感到第四次扩大会议开得很好。三峡工程和论证工作越来越深入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令人高兴。对三峡工程，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这些年来，很多同志在各种场合讲述了自己的意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提出问题，这完全是正常的，是好事，否则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今后，特别在开工前随时都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要注意听取反对的意见，并吸取其合理部分，这样才能做到集思广益。同时要反复论证，对各种疑难问题和不同看法，做出科学的有效的解释和回答，对各种复杂问题做出预案，免得工程上马后因准备工作不周，而造成严重损失。

关于三峡工程建设问题，从五十年代我就接触此事，说过不少意见。一九八三年五月，我同钱正英同志详细交谈后，又给宋平、钱正英、林一山同志写了一封信，比较系统地谈了我的观点。看了这份清样后又有点想法，再提出来供参考。

三峡工程在我国水利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这样大的工程，必然会遇到我们还想不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一定会有许多科学技术问题要解决。可以说，建设这项工程是对我国科学技术能力和水平的一次大检查，大促进。许多科技领域，如水文地质、机械设备、工程建筑、发电输电、航运、防洪、灌溉等，都会不断创新。比如选择大机组就是一个新的课题。因此我们在三峡工程建设中，每一步、每一项都要依靠和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首先是水文地质科学，库区几百里，水深几百米以上，地质结构、地貌形态千差万别，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制定出预防可能发生的跑水、漏水、滑坡、断裂等有效措施。尤其是对石灰岩层，要妥善处理。总之，一定要把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并要切实可靠，这样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才有说服力。

由于三峡工程处在我国中部地区，所以工程质量显得特别重要。从勘探、设计到施工的全部过程和每一步都要把住质量关，一定要保证做到整个建设工程万无一失，这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关系到长江流域亿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否则一旦出了大事，反利为害，将造成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也会成为遗笑万年的丑事，即使我们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三峡工程的基础工作搞了三十多年，搜集和积累了大量资料，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大体上有了基础，也可以说有点把握，当然这项工作还要深入进行。现在是钱的问题，如果有了钱，何时开工，那只有请中央最后决定。

以上意见，请酌。

                                                                                                     李先念

                                                                                                         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

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从1986年6月开始，历时近三年才告完成。论证的结果为:关于三峡工程的水位方案，综合14个专家组的意见，推荐“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方案，坝顶高程185米，最终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大坝高175米，最后总库容393亿立方米，防洪库存容221.5亿立方米，装机176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840亿千瓦时，宜昌至重庆间660公里航道获得显著改善。主要结论为:三峡工程是难得的具有巨大综合效益的水利枢纽，经济效益是好的，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峡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1989年4月20日，李先念第四次考察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李先念得知后非常高兴。4月5日，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湖北代表团，委托漆林去医院看望李先念，并汇报了省计委和三峡工程湖北省前期工作领导小组迎接三峡上马、服务三峡建设的有关工作部署和工作重点。这使一向关心三峡工程的李先念甚为高兴。他说:“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遗愿，我也是做梦都想建三峡，三峡也是全国人民盼望的大工程，早日兴建三峡，以了却我们的心愿。”他说带个口信告诉湖北省领导:“三峡在湖北，湖北要出大力，做大贡献。在征地、移民、支持工程建设上，顾大局、讲风格，不要向中央提难题，能在省里解决的，就不要推给中央。”他要求湖北一定要把三峡这篇文章做好，从宜昌到三斗坪建成一个经济走廊，要借三峡工程兴建的机遇，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带动鄂西的基础产业、骨干项目，既为三峡工程服务，又锻炼出一批技术队伍。

1994年12月14日，这一举世瞩目的巨大工程正式动工。

1997年11月8日，三峡地区上下游围堰合龙成功，顺利实现大江截流，标志着三峡水利枢纽一期工程建设的胜利完成。

2002年11月6日上午9：48，三峡工程导流明渠截流成功。

2006年5月20日，185米的三峡大坝浇完最后一仓混凝土，大坝开始全线蓄水。（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朱玉 程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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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有三位日军大将在中国毙命，这印证了一句古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入侵台湾被击毙

北白川能久，日本北白川宫人。一八四七年出生，一八四八年被仁孝天皇收为养子。一八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被授予陆军少佐军衔，赴德国陆军大学学习，一八七七年毕业后返回日本。一八七九年晋升为陆军中佐。一八八三年四月二十八 日，调任户山步兵学校校长。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晋升为陆军少将，同月九日调任东京镇台司令官。一八人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转任步兵第一旅团旅团长。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天皇为其叙 勋(大勋位)，并获金（至鸟）三级勋章。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八日晋 升陆军中将，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调任近卫师团师团长。

率军登陆台湾的北白川能久(左二坐者) 在营帐前留影

 一八九四年八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八九五年四月，北白川能久遂奉命率近卫师团入侵台湾。 

北白川能久在率军南侵过程中，纵兵肆虐，您意狂施暴行，先后在三角涌、板桥镇、新埔、福德庄、彰化、盐水港等地，野蛮屠杀数 以干计的无辜平民，连妇孺老弱也难幸免。八月初，近卫师团攻下新埔庄后，残暴杀害居民二百六十余人。在盐水港附近，屠戮居民八百余人，并纵火焚烧民房。 

在进攻嘉义的作战中，北白川能久身负重伤。 进入台南府城后，北白川能久伤口恶化，于十月二十八日毙命。十一月四日被迫拜为陆军大将。

船触礁葬身大海

明石元二郎， 1864年9月1日生于日本福冈县。 1889年陆军大学毕业，1894年被派至德国留学，1895年回国并担任近卫师参谋。

1918年6月6日日本政府指派出任第7任总督，于7月22日到任并于该月2日升任陆军大将。

1919年8月24日首任台湾军司令官。

明石元二郎

1919年10月，从日本乘船至台湾复职时，因船触礁沉没而葬身于台湾海峡。死后葬于台北三板桥墓地（今林森公园），是唯一一位埋骨于台湾的总督。1999年改迁葬于台北县三芝乡福音山基督教墓地。

在沈阳暴病而死

畑英太郎，1871年生于日本福岛县。1896年5月27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七期步兵科， 1903年作为步兵大尉被选送入陆军大学校第十七期深造学习，毕业后被派到英国考察、研究军事。1912年12月26日任参谋本部军事课课长。1921年8月10日晋升为陆军少将，任参谋本部航空局次长。1923年2月8日任参谋本部军务局局长。1925年12月20日晋升为陆军中将。　　

畑英太郎长期坚持亚洲门罗主义，主张日本对外扩张，因此很受军部青睐。1927年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后，遂被内定为陆军省次官，并开始以次官身分参加各种军事决策活动。在5月28日的内阁会议上，他拥护以“保护侨民”为名，派两千名关东军出兵山东，阻止中国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的提案。并在6月6日及27日两次有关的会议上支持关东军侵略扩张的决策，强硬地要求“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之下”。这些言行博得了陆相白川大将的赞赏，畑英太郎乃于6月28日正式被任命为陆军省决官。10月1日兼任军事调查委员长。　　

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合谋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北洋政府大元帅张作霖，引起英美帝国主义的抗议，村冈和河本被停职。1929年7月1日，畑英太郎继任关东军司令官。

畑英太郎受命后，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等人，积极策划对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进行较大的行动，即嗣后的九一八事变。

1930年1月，烟英太郎在关东军参谋本部组成满蒙占领地区研究会，自任会长，专门研究关东军现场作战战术。3月1日，批准石原对日本满洲铁路调查课作《战时日军与满铁调查课全面合作问题的报告》。5月，邀请其弟、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畑俊六少将到中国东北活动。

1930年5月1日，晋升陆军大将。5月31日，畑英太郎在全面策划侵占满蒙、制造日军更大的军事行动之时，在沈阳关东军司令部暴病而死。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又有6位日军大将在中国丧命，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庆祝会上乐生悲

白川义则，日本爱媛县人，1876年生，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并赴德国留学。历任陆军省人事局课长、关东军第11师团参谋长、华中派遣部队司令官、步兵第9旅团旅团长。1916年8月返日任陆军省人事局局长，1919年1月调任日本陆军大学校长，1921年3月任第11师团长，1923年10月任关东军司令官，1925年3月晋升为陆军大将，1927年4月耀升陆军省大臣，1928年6月间接策划了刺杀张作霖事件。

白川义则

1932年2月底，白川义则就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指挥部队在浏河登陆，向上海方向发起了进攻。在中国军队停战撤军的情况下，仍然疯狂地向浏河镇、嘉定一线入侵，后迫于国际联盟的压力，无奈撤返。

1932年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白川义则为庆祝其侵略活动的胜利，在日租界的虹门公园举行了盛大的“祝捷”阅兵大会，在与会日军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之际，上海抗日敢死队派出的朝鲜革命党志士尹奉吉，在同伴的掩护下，连续向白川义则站立的主席台扔去了2颗小烈性炸弹，日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等与会日军将领非死即伤，白川义则被炸得奄奄一息，送往医院三天后咽气，这位杀入魔王终于得到了可耻下场。

白川义则在棺材里

伶仃洋上送鬼神

大角岑生，日本爱知县人，1876年生，早年毕业于日本海军大学，并留学德国。历任海军省副官、海军省军务局局长、第3舰队司令官、第2舰队司令官。1931年4月晋升为海军大将，同年12月出任海军大臣，次年改任军事议定官，1933年再任海军大臣，是深受日本天皇宠爱的臣子之一。

大角岑生

1941年初，大角岑生偕有名的中国通领贺彦次郎少将来华，代表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策划扩大侵略战争，并准备赴海南岛就任南太平洋舰队司令官。2月5日凌晨，大角一行从广州乘海军巨型运输机起飞，由6架战斗机护航，飞往海南岛。在途经传什洋上空时遇到旋风，飞机引擎发生故障，被迫折返珠江口西岸。当地中国第3游击区司令袁带发现后，立即组织密集的机枪火力进行扫射，该机在弹雨中坠落于黄杨山。事后，第四战区第3游击区官兵赶到现场，不仅证实了大角岑生的死亡，而且从飞机残骸里搜出的大批绝密文件中，获悉了日本准备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企图，中国政府果断地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军这一阴谋。

筋竹冲里“烤黄鱼”

冢田攻，日本茨城人，1886年生，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历任关东军作战班长、课长，参谋本部第3部部长等职。

“七·七”事变后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是主张侵华的激进分子，曾参与指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的行动，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1938年3月，任日本陆军大学校长，门月任第8师团长，再次入侵中国。1940年返回日本任参谋本部次长，参与制订日军南进决策。

冢田攻

1942年7月，家田攻调任侵华日军主力部队第11军司令官，其首要任务是准备执行进攻重庆和西安的5号作战计划，企图将侵略魔掌伸向中国的战略后方。正当他野心勃勃地准备大动干戈之时，南进日军在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遭到美军惨重打击，日军大本营为此不得不召集冢田攻等赴南京商讨5号计划是否继续执行问题。会议结束后，冢田攻于12月18日乘79式飞机返回汉口，途经安徽省西部太湖县境上空时，被驻守大别山区的中国军队第5战区第力集团军138师高炮部队击中，坠毁在弥陀区田家乡筋竹冲，冢田攻当即毙命，机上10人无一生还。事后，附近村民将10具“像烤焦的黄鱼”一样的尸体推埋在一个大坑里。后来他被追晋为陆军大将，是抗日战争中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陆军最高将领。

老鼠岛边葬鱼腹

山县正乡，日本山口县人，1911年生，早年毕业于日本海军大学，并留学英国。历任海军航空兵本部总务部第一课课长、“凤翔”号战舰舰长、第3联合航空队司令官等职。 1943年11月升任联合舰队第4南遣舰队司令官，率部在太平洋地区对美英军作战。

1944年3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迭获胜利，继续攻占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后，又占领了关岛。美军的强大攻势，使日军惊恐不安。为保住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滩头阵地，稳定其太平洋战场的后方补给线，决定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山县正乡作为守备台湾海峡及日本海域的最高海军长官出席了会议。会后，山县正乡率随员乘坐日本最新研制的巨型水上飞机从广州飞返基地。岂料飞机升空后被美机发现拦击，其座机惊恐地逃至浙江上空时已是机油燃尽，误降在中国军队控制的海门老鼠岛江面，被我浙江省外海水上警察局第2大队6中队及浙东护航总队官兵的密集火力击中起火，并于1小时后沉没。机上除5人被俘外，山县正乡等人皆葬身鱼腹。事后，山县被追晋为海军大将。

多行不义必自毙

安藤利吉，日本宫城人，1883年生，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并留学英国。历任参谋本部部员、步兵第13联队联队长、第5师团参谋长、驻英国大使馆武官、参谋本部部附、步兵第1旅团旅团长、户山步兵学校校长、陆军教育总监等职。

1938年5月，安藤利吉接替板垣征四郎任日军第5师团长，率部参加徐州会战，尔后南下进攻广州，同年11月，升任第20军司令它并继续在广州境内作战。1939年11月至次年初，安藤指挥第15师团等部进行南宁作战，在昆仑关一带遭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

1940年2月，安藤利吉出任新编华南方面军司令官，1941年至1944年12月又先后出任日军台湾军司令官和台湾总督，1944年1月晋升为陆军大将。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举行台湾日军投降仪式上，安藤利吉向中国受降官鞠躬缴械、签字盖章，从而结束了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台湾50年殖民统治的历史。在不久进行的战犯审判中，安藤因被中国军事法庭确定为战犯嫌疑而关押于上海监狱。

日本驻台末代“总督”安藤利吉在受降书上签字

台湾光复时，台湾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向陈仪将军呈递投降书

1946年4月19日，他流泪写下了给冈村宁次的遗书后服毒自杀。

上海囹圄命归西

冈部直三郎，日本广岛人，1886年生，早年结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并以军事研究生身份出国留学。历任关东军参谋、陆军大学教官、关东军炮兵联队长、上海派遣军高级参谋等职。“七·七”事变后，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辅佐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不断扩大侵略战争，先后入侵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山东等省。1938年7月，调任关东军第1师团长，大肆镇压黑龙江省民众的抗日斗争，1939年9月，转任驻蒙军司令官，曾遭到八路军和傅作义部的沉重打击。1940年9月，冈部奉召回国，任参谋本部部附，1942年10月调任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大学校长，1943年2月晋升为陆军大将，1943年10月出任关东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次年11月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驻武汉。

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18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内举行第6方面军投降仪式，冈部直三郎向中国受降主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脱帽行礼致敬，并解下佩刀双手奉上，办理了投降手续9月30日冈部被囚禁在武汉大学内。1946年7月，被中国军事法庭确定为战犯嫌疑转押至上海。同年11月28日，冈部直三郎因精神紧张突发脑溢血，在战犯医院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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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本良自1961年从驻罗马尼亚使馆调回外交部苏欧司工作以后，逐步担任了中央领导的主要罗文翻译工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外交的掌舵人周总理对发展中罗关系赋予了特殊的关注，亲自做了大量工作。本文摘录了蒋本良同志回忆病重中的周总理会见罗马尼亚外宾的经过。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其中展现了老一代领导人的高尚风范。

1975年9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病势危笃中，周总理答应会见罗马尼亚客人

那是1975年8月28日，罗党中联部长安德烈约见中国驻罗大使李庭荃时告知：罗共中央执委、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将率党政代表团赴越南参加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要求在访问越南后顺道访问中国，以同中国共产党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发展友好关系。安德烈强调说，维尔德茨是党中央第二书记，主管组织工作，是齐奥塞斯库总书记的亲密同事，他还兼任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

李大使当即发电报报告中联部。中联部考虑到维尔德茨在罗党内地位较高，又从未来过中国，在9月1日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关于罗赴越代表团回程经北京逗留问题的请示》中，建议同意维尔德茨访问中国：“中央：八月二十八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安德烈约见李大使说，受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委托，请转告中国领导，罗代表团从河内回国时希望在北京逗留，同中国领导会晤，介绍国内情况和就一些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代表团将于九月五日乘河内至北京航班抵达北京……对罗党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建议，可予同意。维尔德茨在罗党内地位较高，从未来过中国，因此罗这次提出赴越代表团顺道访问中国，一方面是表示同我党有友好关系，并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另一方面也想让代表团成员借此机会在中国进行参观访问。”

关于罗方要求同我党领导人会晤问题，请示报告对罗方的意图作了估计：“考虑到罗代表团系顺道访问，今年五月底保罗·尼古列斯库率领的罗政府代表团来华时，已同李先念同志就国际形势、中罗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因此，目前罗方不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问题要谈，可能就罗国内情况和一些国际问题通报情况，交换意见。”请示报告也对我方要谈的问题，作了一些建议：“我除一般介绍国内形势外，国际方面也可就最近几个月来的一些新情况，特别是有关印支、东南亚方面的情况向罗做一些通报。”

中联部也为代表团制定了访问日程。计划抵京当天晚上，由纪登奎副总理宴请欢迎。两次会谈也都由纪登奎主持。参观游览项目有故宫博物院、北京针织总厂和颐和园。至于我方会见的领导人，建议“拟请邓小平会见”。然后9月8日晚，乘法航班机离京回国。

1975年9月5日星期五下午5时，以维尔德茨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乘CA902航班自河内抵京。团员中包括罗共中委、国防部副部长兼最高政委会书记格奥尔基·戈莫尤少将和罗共中联部副部长瓦西里·山德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联部部长耿飙、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等前往机场迎接。在赴宾馆途中，维尔德茨向耿飙表示，希望亲自向周总理转达罗党政领导和罗马尼亚人民的问候，并要转达一个口信。当时，在医院住院的周总理身体极度衰弱，病势危笃，已不允许再进行接见外宾的紧张工作了。但是对工作从来奋不顾身的周总理，仍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他还是答应了客人的请求，同意会见维尔德茨。

根据新情况，中联部立即拟定了新的《周总理会见罗党政代表团具体安排》的请示，其中预定时间为“9月7日晚上7时30分”。参加人员，罗方为代表团成员三人及罗驻华大使共四人；我方为纪登奎、耿飙、郭玉峰、张香山；工作人员有翻译蒋本良、接待组组长邢竹芳和苏东组副组长谷力虹。《安排》规定“发消息、照片、拍电影电视”。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1975年9月7日上午，我正陪维尔德茨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参观北京针织总厂，邢竹芳组长赶来通知我们：周总理将满足罗马尼亚代表团的要求和盼望，马上就要会见他们。这个消息使维尔德茨和代表团的成员们无比激动和兴奋。周总理住院以后，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非常希望能有机会探望他，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也非常激动。

下午1点正，我随车陪同维尔德茨和代表团两名团员以及罗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来到紧靠中南海的305医院。当我们走进医院门厅时，周总理在纪登奎、耿飙同志的陪同下，已经站在那里等候客人。以前，周总理每次会见外宾，总是先期到达会见地点，迎接客人，以示礼貌。此时重病的周总理，依然保持了这种外交礼节和风度。

周总理同客人们一一握手以后.就在简朴的医院门厅同客人们合影留念。为了不多耽搁周总理的时间，不使他过分劳累，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按预先排好的次序，以最快的速度，让全体参加会见的人员排列好。

当时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是不允许作长时间谈话的。所以，这次会见本来只计划合影留念，握个手，简单交谈两句。但是，周总理却执意把维尔德茨请到了会客室。周总理当时穿的仍是原来的中山装，可是却显得空荡荡的，更衬托出里面瘦弱不堪的身体。从医院门厅到会客室短短十几米的路程，对重病的周总理来说也是艰难的。纪登奎想上去搀扶一下，但周总理拒绝了，他迈着艰难而坚毅的步子，支撑着瘦弱的身躯，一步一步移动着走完了这段路。

记得周总理自从病重以后，会见外宾时总是让客人坐松软的沙发，自己坐高沙发椅子。可是这次，周总理坐的是和外宾一样的单人沙发。当周总理走到沙发边时，首先举手请维尔德茨落座，然后自己缓慢地坐了下来。坐时把右手拳指顶在沙发座上，左胳膊肘撑在沙发扶手上，好像在支撑和减轻着微微前倾的身体重量。虽然身体已很衰弱，但周总理面容慈祥和蔼，声音还是那样刚劲有力，目光炯炯，浓眉似剑。

看到大家坐下后，邢竹芳赶紧过来转达医生的意见，通过我告诉维尔德茨说：“说话尽量简短，就谈二十分钟。”

周总理说：“医生不让我多说话，所以你说，我听。”维尔德茨表示非常感谢能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罗党领导和总书记本人向毛主席、周总理表示最诚挚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祝周总理幸福健康。

周总理表示了感谢。他一个个地点名请维尔德茨转达对罗马尼亚领导人的问候，从罗总统、总理到熟悉的老朋友。周总理还特别关切地询向了当时同样身染沉屙的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的健康情况：“他的病怎么样？听说他也很困难？”当维尔德茨说，波德纳拉希也不大好时，周总理又一次要维尔德茨回去后代他问好。接着，当维尔德茨说：“我和纪登奎同志会谈得很好，一致认为要进一步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时，周总理再次坚定地说：“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很好，今后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接着，维尔德茨询问了周总理的健康情况，周总理显示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生死问题的达观坦然与大无畏，他泰然而诙谐地谈到死神的来临时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接着，周总理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还只有10年，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一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就连几分钟也走不了了!”这是多么真切感人的话啊！为了冲淡这过于凝重的气氛，周总理无限深情地回忆起了以前访问罗马尼亚的美好印象：“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但是我还可以从电影上、从照片上、从图画上看到她！”这寥寥数语，是一位即将告别人生的伟人抒发出的对人生的无限热爱，是多么感人肺腑啊！翻译着这些话，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总理似乎已意识到，今后很难再有机会接见外宾了，作为他最后的政治遗言，他谈到了中国的未来的接班人

眼看着已经二十分钟过去了。维尔德茨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看了看表，准备告辞了。始终注意倾听的周总理，立刻发现了维尔德茨的迟疑，随即幽默地说：“看来我们的谈话没意思，否则你不会看手表。”

维尔德茨立刻说：“不，很有意思，只是医院有规矩，而我是守纪律的。”

周总理给他解除顾虑说：“医生不会惩罚客人，我们接着谈。”

当时，周总理似乎已意识到，今后很难再有机会接见外宾了，所以有意识地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作为他最后的政治遗言。他谈到了中国的接班人问题。我想，这大概是总理执意会见维尔德茨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多少年后，我才懂得了周总理的这次会见意义。

那个年代，中国正处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核心年迈而重病缠身之际，周总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已经赋予邓小平以党政军领导的重任。“四人帮”意欲篡党夺权，把邓小平当作最大的绊脚石，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欲以除之，加以各种罪名进行打击。就在这阴霾密布之际，周总理既忧心如焚又对邓小平寄托着无限希望。他对维尔德茨说：“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他说：“现在，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虽然当时邓小平的正式职务就是“副总理”，但是，周总理却刻意称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时，纪登奎插话解释说：就是邓小平同志。接着，周总理斩钉截铁地说：“具有55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周总理逝世后近30年的历史，完全验证了他历史性预言的正确性。后来，维尔德茨回忆这次同周总理的谈话时，意味深长地说：“经过中国后来的历史演变，我才真正理解了周总理当时说的话。”他钦佩周总理的为人，称赞周总理是当代最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家，对国际问题有深入研究，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他说，在他见过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中，他最敬仰“周恩来这样思想深邃、富有远见的领导人，这样热爱和平、反对强权的外交家”。

这次会见本来约定的简短谈话，后来竟又延续了一个钟头二十分钟。当时周总理热诚的话，深深地打动了维尔德茨。这位矿工出身、自诩“嘴不饶人”、作风泼辣的领导人，在返回宾馆的路上，无比激动与痛惜地喃喃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啊！周恩来是罗马尼亚人民的伟大朋友！在罗马尼亚有很多他的朋友。”

周总理最后会见的是罗马尼亚外宾，这也成了中罗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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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卷风”多管火箭炮系统齐射

 俄罗斯彼尔姆火药厂总经理亚历山大·梅兰特耶夫在其日前致彼尔姆边疆区行政长官奥列格·奇尔库诺夫的信中透露，俄国防产品出口公司已准备向印度和中国转让“龙卷风”多管火箭炮的生产技术。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梅兰特耶夫透露，彼尔姆火药厂已在2007年与“合金”国家科研生产企业签署了供应火箭弹生产设备的合同。他表示，这种设备接下来将通过国防产品出口公司专卖给中国方面。除此之外，根据“合金”公司的建议，俄方还曾与印度就转让“龙卷风”火箭炮生产技术一事进行过谈判。

他在信中指出，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已出现了一些能够生产各种用途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竞争者，他们的出现将会给俄国防工业企业带来不可避免的利益损失。同时，目前梅兰特耶夫正遭到彼尔姆当地侦讯机关的审讯，而代行其职务的尼古拉·费得琴科对上文提到的信件和有关向中印两国转让“龙卷风”多管火箭炮生产技术的计划均未予以证实。

彼尔姆火药厂另一位领导人根纳吉·库兹米茨基曾证实，“合金”公司确实曾通过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与中国签署了一份提供相关生产设备的合同。

俄国防产品出口公司发言人表示，曾经与中方商谈过提供与“龙卷风”系统类似装置的事宜。他同时还承认已收到印度请求根据许可证生产“龙卷风”火箭炮系统的文件，但却拒绝就此做出进一步的评论。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方面希望借助俄方的技术最终完成A-100型远程火箭炮的研制工作。A-100虽然仿制自“龙卷风”系统，但其技术性能却不及后者。尤其是，中方专家未能研制出与火箭弹性能相匹配的火控系统。

至于印度方面，其在现阶段依然缺乏研制和生产类似武器系统的能力。在2005-2007年间，印度总共向俄罗斯订购了62套“龙卷风”系统，总价值达7.5亿美元。首批38套“龙卷风”已在今年交付完毕，其余的预计将在2010年前全部交付。

“龙卷风”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于1987年开始装备前苏联陆军，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与其性能相当的类似装备。该系统一次齐射可覆盖40万平方米的区域，射程可达90千米。其发射的火箭弹重800千克，战斗部重280千克。战斗部采用子母弹配置，弹匣内有72枚各重2千克的子炮弹，在迎向攻击时，与呈水平30-60度攻击角的普通炮弹不同，它采用特殊配置，严格保障90度垂直角度，确保命中敌方装甲运输车、步兵战车、自行火炮、履带式坦克的炮塔和顶层等装甲防护相对薄弱的“软肋”。火箭弹的战斗装药有不同方案，从反步兵、反坦克地雷到燃料弹、高爆弹、智能炸弹，最多可有20种，战斗部内装配惯性制导和轨迹校正系统，确保搜索并找到既定攻击目标。

“龙卷风”多管火箭炮系统由9K58战车、9T234-2运输装弹车、火箭弹(12管)和技术保障设备组成。战车班组3人，技术保障班组2人，装弹时间20分钟，从行进状态转入战斗准备状态仅需3分钟。战车占据发射位置、得到目标指示后，地形定位、火箭弹轨迹定位、发射仰角确认自动完成，齐射时间38秒，战斗班组紧急撤出发射阵地的时间为1分钟。

因技术先进、威力巨大，俄罗斯对“龙卷风”系统的出口监督一直非常严格，至今仅向印度和科威特出口供应，世人对其实战应用效果知之甚少。

“龙卷风”系统由“合金”国家科研生产企业研制，彼尔姆火药厂是其生产承包商。【星岛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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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的《中国飞天大传》，以中国火箭、导弹、原子弹、卫星和飞船的研制与发射历程为主线，以发射场为中心展开故事，全方位再现了50年间中国国防尖端科技艰难发展的历史进程。从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相关决策内幕，到数十万科技人员的刻苦攻关细节。这里，也记录下了这个故事。

 C-75是被美国逼出来的

1955年8月，由美国出钱出机，国民党空军出人，建立了一支专门收集大陆情报的高空侦察机中队。

一开始，蒋介石的高空侦察机接二连三被击落。到1958年，美国又将经过改进的RB-57D型高空侦察机给了国民党空军。国民党空军便使用这种性能更好、飞得更高的飞机，对大陆的导弹试验基地在内的许多战略要地进行反复侦察。解放军空军先后起飞多架米格-17和米格-19歼击机进行拦截，终因飞行高度上不去，只能无功而返。

苏联萨姆2（C-75）防空导弹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中央军委于1958年7月决定组建地空导弹部队，并从苏联进口了几套C-75地空导弹系统。

C-75导弹系统，是苏联刚刚改进的一种先进防空武器，它最早的研制工作始于1950年8月。那几年，北约飞机不断侵入苏联领空，只有少数几架被拦截，美国战斗机和B-47轰炸机常常飞临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甚至还飞到莫斯科上空示威。

 苏联人又气恼又无奈，唯一可做的，便是被迫加快了萨姆导弹的研制步伐。科学家们被紧急动员起来，在克格勃参与和组织下，和二战中被俘的德国专家一起不分昼夜地苦战。到1955年，苏联第一代导弹系统终于开始装备部队。

 用萨姆导弹击落台湾侦察机

中国得到C-75导弹系统后，在苏联教官的指导下，立即进行了强化学习和战斗训练。随C-75导弹系统来中国的，还有苏联的一个导弹营，这个导弹营是来帮助中国进行战斗训练的。

1959年8月，国防科委下达了实弹演习任务，从8月22日至9月4日，共用C-75系统发射了6发萨姆导弹，其中3发命中目标，实弹学习取得了良好效果。

9月11日，基地所属的两个地空导弹发射营和空军所属的3个导弹发射营分批抵达北京，参加保卫首都庆祝国庆10周年战备任务。

1959年l0月7日9时许，国民党空军一架RB-57D高空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掠过杭州、南京后，以1．9万米的高度，大摇大摆地直扑北京而来。

国民党空军RB-57D高空侦察机

导弹二营早已进入战斗状态。11时50分，二营打开制导雷达，捕捉住目标，3发昂首挺立的导弹接好电源，转入自动跟踪。

胆大包天的RB-57D越飞越近，150公里，100公里，80公里，70公里……12时4分，飞机进入导弹二营火力范围。营长岳振华果断地命令：“导弹3发，放——”发射操作手将发射钮使劲一揿，轰隆一阵巨响，3发萨姆导弹拔地而起，RB-57D飞机便化为一团火球翻滚下来，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英钦命丧黄泉。

导弹部队一举击落国民党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第一次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战例。国防部通令嘉奖，给导弹二营记二等功。这次战斗轰动一时，外国不知中国用何种兵器击落了该机，而中国则始终保持沉默。

　对毛主席都“保密”

周末晚上，孙继先司令员带着东风基地文工团走进中南海，与中央领导人一起娱乐。

孙继先司令员 

文工团的周月琴年龄小，个儿也小，她一边踮着脚尖同毛泽东跳慢四步，一边情不自禁地仰着脸说：“毛主席，您的个儿真高呀！”“高有高的难处，低有低的好处嘛。”毛泽东跳舞就像平时走路一样，随意摇晃着身体。

 “有什么好处呀，一点也没有。”“不对。个子小的好处，第一，做衣服省布料，第二，适于生存，”毛泽东腾出一只手，撑在自己头顶上，“你看，要是天塌下来，个子高的人就会给你顶着，你不就很安全了吗？”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笑了起来。

一曲舞罢，大家坐回位置上休息片刻。毛泽东转头问他身旁的一位叫“马大个”的文工团员：“小伙子，你们部队是干什么的？”

 “不能讲，”马大个欲言又止，连连摆手，“嗯，对谁都不能讲。”旁边的文工团指导员忙走过来批评马大个：“怎么搞的？连毛主席都不相信了？”

“不，他做得对。”毛泽东见状，抬起手掌对指导员往下压了压，“还不是你们当领导的不让他对外人讲嘛，你们做的工作，就是要严格保密。”

东风基地组建初期，属于国家核心机密单位，部队的性质、任务、番号、驻地、地理位置等，一律不许向任何无关人员泄露，包括自己的亲人。

在苏联保密专家的帮助下，东风基地制定了保密规定和守则，非常严格。基地每次召开党委会，第一件事就是研究保密问题。对新调入东风基地的人，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

1959年，四部一位大尉科长与一个印度女留学生交往，将部队性质告诉了她，女留学生又告诉印度大使馆的一位官员，造成严重泄密。事情发生后，这位科长被判了7年。

 基地出了叛徒，黄克诚大将震怒

黄克诚大将

1959年9月的一天，对东风基地技术助理员良真志来说，是葬送他自己一生的倒霉日子。

良真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第一期毕业生。他业务上很有一手，曾立过三等功。这天晚上，一名干部惊叫，他的手表不翼而飞了。经过一番查找，嫌疑对象逐渐集中到了良真志身上。原来，9月18日晚大约6点，良真志经过一栋宿舍楼二楼时，见28号房间营房管理员老丁不在，趁机进去，在那名干部的枕头下摸到了手表，偷走了。

出了门，良真志立刻赶到王府井的一个收买部。服务员见良真志神情紧张，就多了一个心眼，问：“这块表不错，先办个登记手续吧。你叫什么名字？” “吴某某。”良真志随便编了个名字，并胡诌了一个电话号码。服务员照良真志的号码打了一遍，根本对不上号。“那好，你就到派出所登记一下吧。”派出所来人证实良真志是部队干部后，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部队派人把他领了回去。

良真志在党小组会上交代了偷表和卖表经过，并陆续交代了其他一些偷窃行为。但良真志以为领导和其他人是落井下石，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前途，必须早一点脱身。他决定铤而走险。

21日下午两点左右，良真志乘公共汽车到东直门大街三区11号电话站，从电话簿里查找西方几个国家大使馆的电话号码。良真志先查到英国代办处，拿起电话刚想打，却发现只有中转线，怕暴露只好作罢。他又查印度大使馆，发现使馆主事勃朗比家就位于东单麻线胡同，他立马脱掉军装，找到了勃朗比住的院子。

勃朗比不在家，开门的是勃朗比的夫人，良真志正与她说话时，勃朗比从使馆回来，一看有陌生人在家，脸上露出了一丝诧异。夫人给勃朗比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勃朗比立即转头对良真志说：“我们不能在家里谈这个，要谈，明天到使馆去谈。”

良真志紧张地四处张望，用英语急促地说：“我要求提供政治避难，请你们帮我一下。中国的原子弹、导弹我全都知道，我就是干这个的。”

富有职业经验的勃朗比不为良真志的话所动，并且下了逐客令。良真志仍不死心，又返回麻线胡同，掏出笔，用英文写了一张小纸条：“我是个犯人，要逃到国外去，否则要被捕、被杀，请你帮助我。我可以告诉你们关于原子弹和导弹的秘密。” 这次，勃朗比连门都没开，一口拒绝了良真志。良真志无奈，把纸条撕成碎片后，返回了部队。

24日深夜，良真志偷偷地出门，跑到北京站，乘坐25日早上6点多的火车，于7点多到了天津。出了车站，他又乘汽车来到塘沽旧港，想找条外国船偷渡。然而，偷渡根本没有机会。第二天早上5点多，走投无路的良真志返回了部队。 

26日中午，部队主要领导和保卫干事一起找良真志谈话。良真志坦白地说，支部大会开后，他压力非常大，因此，就想走绝路。他曾经想隐藏起来，还想过去锦西和妻子告别，上五台山当和尚，或者跳海自杀。领导突然打断他：“你到底去干什么了？你的一切全都在组织的掌握之中，你必须老实交代。”在突如其来的重压打击下，良真志说了实话：“我去天津，是想从那里逃到国外。”

9月28日，良真志被正式逮捕。良真志叛国投敌案报到黄克诚大将那里后，黄克诚震怒了。国家刚开始这项十分秘密的尖端工程，岂能容忍半点不忠。黄克诚一拍桌子，对基地的栗在山政委吼道：“整个审讯过程，要详细向我汇报。你们基地要很好地利用这个案子，教育群众，认认真真地检查一下保密工作，堵死各种漏洞。”

1960年1月15日，东风基地检察院、法院开庭公审良真志叛国投敌一案。鉴于良真志归案后能主动坦白问题，法庭最终宣布：判处良真志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良真志被押往新疆一所监狱服刑，但他抗拒改造，最后还是被枪决了。

东风基地

 1960年底，聂荣臻元帅在基地视察。从左至右：聂荣臻、孙继先、栗在山

黄克诚（左三）同邓小平（右一）、罗荣桓（左二）、聂荣臻（左一）等参观防空部队器材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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